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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十年禁渔”是支撑长江大保护的国家重大战略。然而，本研究发现，江湖阻隔和围湖造田等引起的生境破碎化或生境萎缩是威胁长江中下游鱼类资源（进而生物多样性）的首要因素，造成了约70%的渔产量下降；而过度捕捞只是进一步加剧了鱼类资源的衰减。因此，仅仅依靠禁渔措施可能难以实现渔业资源的完全恢复。在禁渔的基础上，还需补充实施江湖再连通，藉此实现恢复水生生物多样性和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功能的战略目标。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该计划规定，从年1月1日起的10年内的任何时间，在长江干流、两大通江湖泊（鄱阳湖及洞庭湖）、7条重要支流、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及其他重点水域，严格禁止一切涉及自然渔业资源的捕捞活动。该计划是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的重大举措，为历史首次，亦是全球首创，不仅意义重大，也非常及时。然而，本研究通过评估威胁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两个核心驱动因子——过度捕捞和生境退化的相对重要性时发现，过度捕捞并非渔业资源退化的主因。因此认为，仅依靠“十年禁渔计划”本身可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长江鱼类资源极度衰退的现状。

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渔产量在年达到顶峰（为42.7万吨），年仅有6.6万吨，下降了近85%（图1）。与此同时，河流中的白鱀豚与江豚种群也出现了急剧下降（白鱀豚已功能性灭绝）。然而，在与长江相连的两个大型湖泊中渔产量和江豚的种群数量并未出现相应的衰退趋势。在自然条件下，长江中下游地区通过良好的水文连通形成了一个健康的河湖生态系统，湖泊因透明度较高而富含鱼类的饵料生物（丰度一般约为干流的七倍），干流则因泥沙含量高而透明度较低，初级生产力也较低（图1B-a,b）。为了充分利用饵料资源，并与季风气候影响下的季节性水位波动相适应，许多鱼类进化出江湖洄游（也称之为半洄游，如常见的青、草、鲢、鳙）的生活史策略，即在湖泊中索饵肥育，在河流中交配繁殖。当出现江湖阻隔时，由于饵料生物匮乏，这种半洄游性鱼类在河流中只能维持很小的种群规模，而阻隔在湖泊中的个体也无法进行自然繁殖，最终导致干流中鱼类资源量大幅下降（图1B-c）。而过度捕捞则导致了鱼类种群数量的进一步下降（图1B-d）。

图1长江中下游江湖复合生态系统面临的多重胁迫与干流渔业资源的衰退机制。A.长江中下游干支流的渔获量和淡水豚类的种群数量变化及其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B.在不同条件下河湖生态系统过程示意图（a-d），生境退化和过度捕捞对于渔产量的相对贡献率与“十年禁渔计划”结束后预期能达到的渔产量（e）。

湖泊围垦和河湖间大规模的水坝/水闸建设与长江渔获量的首次大幅下降时间（-年）同步（图1）。围湖造田多数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期间围垦的面积占到湖泊总面积的39%。当时捕捞强度较小，渔具效率也较低，因此推测生境退化是驱动渔产量第一次下跌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高效渔具的大规模使用，渔获量出现了第二次断崖式下跌。这一阶段，湖泊围垦和江湖阻隔新增较少，因此造成第二次渔产量下跌的主因应当是过度捕捞。对比年（渔产量达历史最高点）和年（三峡大坝开始运行的前一年），因栖息生境退化和过度捕捞造成的渔产量下降约为35万吨（图1B-e），其中约70%的渔产量下降可归因于栖息生境退化（由年与年间的渔产量差异推出），而剩下的30%则源于过度捕捞（基于年和年间渔产量差异推出）。因此，可以推测“十年禁渔”的实施最多也只能恢复约30%的长江干流鱼类资源量，即在“十年禁渔计划”完成之后的年，长江干流渔产量预计可恢复到约16万吨。

可见，仅仅依靠“十年禁渔计划”可能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长江鱼类资源极度衰退的现状。该计划只能消除对鱼类群落的下行控制因子（过度捕捞），并不能促进鱼类上行控制因子（食物资源）的增加。因此，需要重新打开鱼类索饵场和产卵场之间的洄游通道，这是长江中下游江湖复合生态系统再生（再自然化）的关键。

总结和展望

打开鱼类索饵场和产卵场之间的洄游通道，可加快湖泊与河流渔业资源的一体化进程，实现干流渔业资源量的有效恢复。江湖连通后鱼类资源的恢复也将为江豚等提供更丰富的饵料，有利于濒危物种保护。江湖水文连通性的提升也可以通过水文扰动提升栖息生境的异质性，进而增加水生生物整体的生物多样性和资源量。一定程度的水文扰动也可降低蓝藻水华爆发的风险。江湖连通也有望提升防洪容量以及河湖系统对干旱和洪水等极端事件的抵御能力。目前一些附属湖泊由于禁渔导致了渔业资源量的大增，不应该去重启所谓的“生态捕捞”，而是应该将鱼放归长江。当干流鱼类资源量得到充分恢复后，则可通过有计划的捕捞合理开发自然资源，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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